書籍是學到很多未知東西的訣竅,我讀的這本書是作品,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有時候想做到真正理解書的內容,是可以通過讀后感來加深印象的。您在尋找好文章嗎看看“甲申三百年祭讀后感”吧,期盼這篇文章能夠激勵和鼓舞您!
近日閑來無聊,在網(wǎng)上讀了一篇郭老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坦白的說,對我這樣一個并非文科出身,將來也無心向文的青年來說,讀懂這篇文章已是不易。好在書后多有注解,囫圇吞棗下去也可以看出個端倪來。都說以史為鑒,透過這篇可以稱為歷史論文的祭文,至少有兩點是可以引以為戒的。
首先是李自成進京后迅速的腐敗。當年在毛主席帶著共產(chǎn)黨人進京趕考之前,曾經(jīng)極力向全黨推薦郭老的這篇文章,而他的出發(fā)點就是希望全黨能以李闖王為前車之鑒,能讓新生的政權穩(wěn)定下來。這一點他做到了。
但看過這篇文章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郭沫若先生的另一層意思,即對李巖被殺的痛心疾首。這李巖是何許人也?簡單一點說,和屈原是一個類型,都屬于那種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人物。按郭老的意思,要是李巖不被殺,大順政權或許能就此扎下根來,至少不會敗亡的如此讓人不可思議。這里我無意貶低郭老先生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看法,只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可悲的英雄。
按郭老的考證,這李巖是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這樣的出身,就決定了他的看法和作為必定比劉宗敏一伙的流寇要高一個檔次。在起義軍處于劣勢的時候,他的真知灼見必定會得到大家的響應,而事實也證明在闖王進京之前,李巖的地位一直是處于上升期的,可一旦顛覆了朱明王朝,他這種木秀于林的地位是很容易招來麻煩的。古往今來,廟堂江湖,這樣的事天天在上演。俗話說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某臣亡,這也沒什么值得唏噓的。而可悲的是,他死的太早了些,李順政權的統(tǒng)治者太過樂觀了,以為進了北京城,面南背北一座就可以高枕無憂的當皇帝了其政治頭腦之簡單,簡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李巖跟這樣一幫人共事,如果他不急流勇退的話,擺在他面前的也就只有死路一條了,頂多是或早或晚而已!
三來祭奠李巖,中國歷代不少忠臣良將,為國家披肝瀝膽,死而后已,他們是國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難帶著榮譽終老以上呢個,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須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巖也是這樣的人物,他不僅舉家投靠了李自成,還給李自成推薦了牛金星、劉宗敏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機的時候還回到河南為他召集民眾,希望力挽狂瀾,可惜的是李自成沒給他機會,歷史也就沒有給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運的機會。
忠臣之死是封建王朝歷史上的普遍現(xiàn)象。對我們的反思是,人治體制下的人才生存是無法保證的。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絕對的權威,但是他們在用人方面卻無法保證從一而終的理智:在國家危急、面臨內部外界威脅的時候,君主們總會授權于忠良,讓他們?yōu)閲⒐?、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時,這些國家的棟梁們卻甚至不如君主旁邊的一個小廝。
忠良是國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如今,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人才仍然是國家和企業(yè)發(fā)展的中堅力量。如何珍惜人才,創(chuàng)造良好的人才環(huán)境,仍然是每個國家和企業(yè)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而國家、企業(yè)作為一個組織形態(tài)的發(fā)展,如何保持基業(yè)長青甚至是持續(xù)進步同樣是每位成員特別是領導者思考問題的。
用歷史的教訓警示我們,用現(xiàn)實的思維發(fā)展我們。
1944年的暮春時節(jié),郭沫若在重慶發(fā)表了他的歷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選擇這個時間是意味深長的,因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時節(jié),闖王李自成殺進了北京、崇禎皇帝吊死煤山、立國276年的明朝滅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話便是:“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周年紀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的注意,他將其列為整風文件,并多次號召全黨認真學習?!都咨耆倌昙馈芬虼硕鴵P名,但人們也因此形成了這樣一個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總結農(nóng)民起義軍因為驕傲而失敗的教訓。
前段時間重讀《甲申三百年祭》,我卻有了一點新的感悟:文章不僅總結了李自成的教訓,實際上更是如作者開宗明義所說的那樣,是在總結明亡的教訓。
明亡的教訓現(xiàn)在看起來,也還讓人不勝唏噓。崇禎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說是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外有努爾哈赤的后金虎視眈眈,內則是連年的旱災、蝗災,鬧到了“人相食,草木俱盡”的程度,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勢。對朝廷來說,要御侮,要救災、要“剿寇”,提供這些“公共產(chǎn)品”都需要錢。問題是錢從哪兒來?
郭沫若寫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這位名叫李璉的武生提出的辦法是什么呢?就是“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也就是說,讓富人出一點錢。
用今天的話說,李武生的觀點顯然是屬于“極左”、“仇富”的,結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強烈反彈?;实凵磉叺拇髮W士錢士升便上書崇禎,說李武生“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圣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總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開槍,不能搞民粹主義,否則的話就會“大亂自此始矣”。
皇帝當然是害怕“大亂”的,何況錢士升的資歷和專業(yè)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夠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議也就被擱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為崇禎犯下的這一錯誤扼腕嘆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于‘助餉’吧?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著,‘寇亂’決不會蔓延。結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xiàn)了?!?/p>
富人的錢不能動,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錢,“剿寇”又是火燒眉毛的事,不能稍緩。怎么辦?只能是給政策,讓他們自己去“創(chuàng)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筆記》中說:左良玉(明朝大將)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為朝廷嚴重拖欠軍餉,士兵還要賣命打仗,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當然,用這樣的兵來“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終于進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給“剿”了。
雖然在郭沫若看來,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頭腦”,但他這個建議還是徹底得罪了當時的“士大夫”們。當時崇禎為了故作姿態(tài),一面采納了錢士升的理論,一面也對錢進行了“切責”。但郭沫若發(fā)現(xiàn),“當時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切責’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天下’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命’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jīng)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p>
郭老的眼光是很準確的。崇禎自殺之后,這些士大夫們并不為他“死節(jié)”,而是熱衷于當李自成的“大順”朝的新貴。明朝遺民寫的《小史》記載,李自成手下的將軍李巖和軍師宋獻策在北京街頭曾經(jīng)“見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jīng),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衣跨馬,呵道經(jīng)過”,不解“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實際上,在清兵入關后,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貴??磥恚灰軌虮W∷麄兊牡匚缓拓敻?,則無論國號是“大明”、“大順”還是“大清”,無論皇帝是姓朱、姓李還是姓愛新覺羅,他們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經(jīng)亡了372年了。無論是李自成因為驕傲而功敗垂成,崇禎因為被人誤導而招致覆滅,都已經(jīng)是歷史長河中的既成事實,不會因為我們的惋惜、憤怒和悲傷而改變,最重要的我們應該能夠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法國“新史學”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說過這樣一句很有分量的話:“拒不思考歷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都是不幸的,因為同歷史遺亡癥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chuàng)傷其實是微不足道的?!?/p>
1944年的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fā)表,這篇文章獲得了毛澤東、周恩來等的高度評價。趁著午間休息和晚上下班后的時間,讀完了一遍,嘗試著將讀完后的感覺記錄如下:
郭沫若將明末農(nóng)民起義中最著名的一支李自成的失敗歸結了如下兩條原因:
1、用人不當,主要是對左膀右臂:文臣牛金星、武將劉宗敏的錯誤使用;
2、軍紀廢弛:部隊進入北京后,被勝利沖昏頭腦,只知享樂,腐敗蔓延。
郭沫若似乎不太愿意批評李自成,將李自成的失敗責任,差不多全部歸結于牛金星和劉宗敏兩人。但是,就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以李自成的威望和影響力,在用人方面適當,如果沒有李自成的首肯,牛金星和劉宗敏斷無法做到丞相、權將軍這樣的高位的。在軍紀方面,李自成喜歡身先士卒,雖然能鼓舞士氣,激發(fā)斗志,但是作為一名最高統(tǒng)帥,如果過于樂于身先士卒而缺乏對于重要崗位人才的甄選、考察、使用,只能說李自成不是一名成功的統(tǒng)帥。
和李自成出身類似的劉邦文才不如蕭何,武功不如韓信,謀遠不如張良但是創(chuàng)立了漢朝,主要是還在選人、用人上比李自成成功太多倍所致。李自成,做一名沖鋒陷陣的猛將還可以,做統(tǒng)帥似乎勉為其難,其失敗也是必然的了。
甲申三百年祭讀后感2000字
《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本由郭沫若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簡裝本圖書,本書定價:3.0,頁數(shù):35,小編精心整理的甲申三百年祭讀后感2000字,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甲申三百年祭讀后感2000字 1944年的暮春時節(jié),郭沫若在重慶發(fā)表了他的歷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選擇這個時間是意味深長的,因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時節(jié),闖王李自成殺進了北京、崇禎皇帝吊死煤山、立國276年的明朝滅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話便是:“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周年紀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的注意,他將其列為整風文件,并多次號召全黨認真學習?!都咨耆倌昙馈芬虼硕鴵P名,但人們也因此形成了這樣一個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總結農(nóng)民起義軍因為驕傲而失敗的教訓。 前段時間重讀《甲申三百年祭》,我卻有了一點新的感悟:文章不僅總結了李自成的教訓,實際上更是如作者開宗明義所說的那樣,是在總結明亡的教訓。 明亡的教訓現(xiàn)在看起來,也還讓人不勝唏噓。崇禎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說是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外有努爾哈赤的后金虎視眈眈,內則是連年的旱災、蝗災,鬧到了“人相食,草木俱盡”的程度,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勢。對朝廷來說,要御侮,要救災、要“剿寇”,提供這些“公共產(chǎn)品”都需要錢。問題是錢從哪兒來? 郭沫若寫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边@位名叫李璉的武生提出的辦法是什么呢?就是“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也就是說,讓富人出一點錢。 用今天的話說,李武生的觀點顯然是屬于“極左”、“仇富”的,結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強烈反彈。皇帝身邊的大學士錢士升便上書崇禎,說李武生“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圣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笨偠灾?,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開槍,不能搞民粹主義,否則的話就會“大亂自此始矣”。 皇帝當然是害怕“大亂”的,何況錢士升的資歷和專業(yè)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夠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議也就被擱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為崇禎犯下的這一錯誤扼腕嘆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書,或者不僅限于‘助餉’吧?因為既言到兵與荒,則除足兵之外尚須救荒。災民得救,兵食有著,‘寇亂’決不會蔓延。結合明朝全力以對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慘劇也決不會出現(xiàn)了?!? 富人的錢不能動,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錢,“剿寇”又是火燒眉毛的事,不能稍緩。怎么辦?只能是給政策,讓他們自己去“創(chuàng)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筆記》中說:左良玉(明朝大將)的兵一半要算群盜,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將人夾住,小火燒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們搶掠來婦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為朝廷嚴重拖欠軍餉,士兵還要賣命打仗,搶劫起來自然理直氣壯。當然,用這樣的兵來“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終于進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給“剿”了。 雖然在郭沫若看來,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頭腦”,但他這個建議還是徹底得罪了當時的“士大夫”們。當時崇禎為了故作姿態(tài),一面采納了錢士升的理論,一面也對錢進行了“切責”。但郭沫若發(fā)現(xiàn),“當時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錢士升。錢受‘切責’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爾選為他抗辯,認為‘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他所代的‘天下’豈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請的‘命’豈不只是富者的命嗎?已經(jīng)亡了國了,而撰述《明李北略》與《明亡還略》的人,依然也還是同情錢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準確的。崇禎自殺之后,這些士大夫們并不為他“死節(jié)”,而是熱衷于當李自成的“大順”朝的新貴。明朝遺民寫的《小史》記載,李自成手下的將軍李巖和軍師宋獻策在北京街頭曾經(jīng)“見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誦經(jīng),我明舊臣選偽職者皆錦衣跨馬,呵道經(jīng)過”,不解“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實際上,在清兵入關后,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貴??磥?,只要能夠保住他們的地位和財富,則無論國號是“大明”、“大順”還是“大清”,無論皇帝是姓朱、姓李還是姓愛新覺羅,他們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經(jīng)亡了372年了。無論是李自成因為驕傲而功敗垂成,崇禎因為被人誤導而招致覆滅,都已經(jīng)是歷史長河中的既成事實,不會因為我們的惋惜、憤怒和悲傷而改變,最重要的我們應該能夠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法國“新史學”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說過這樣一句很有分量的話:“拒不思考歷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都是不幸的,因為同歷史遺亡癥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chuàng)傷其實是微不足道的?!? 甲申三百年祭讀后感2000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評《甲申三百年祭》 中國歷代王朝更替,總是有很多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原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郭老1944年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顧了明朝的滅亡和李自成的失敗,也從中再次驗證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歷史論斷。對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覺得有三個人值得祭奠。 一來祭奠崇禎皇帝。 崇禎即明思宗朱由檢,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冊封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沒有子嗣,他受遺命于同月丁巳日繼承皇位。次年改年號“崇禎”。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軍攻破北京后自縊,終年34歲,葬于思陵。 崇禎是一位年輕有為的皇帝,他有兩件功績值得提一下:一是鏟除魏忠賢,二是收復全遼。在之爭上,以勤政愛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還是未能挽救大明。從結果上看,他是個悲劇,因為大明朝的滅亡是王朝多年遺留下來的民心盡失,加上天災人禍造成的。但從修為上說,崇禎并不是沒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國家還算比較安定,可是后來他聽信讒言,重用親信,又喜歡形式主義。民心不得,社稷就無法安定,天朝就要換主人,這是中國歷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則。 二來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書中的主角,原名鴻基。稱帝時以李繼遷為太祖。大凡開國奠基者的開國之路都比較坎坷,但是他們有堅韌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稱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體,最終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卻幾乎是一下子發(fā)生大轉彎的改變:要么開始殺忠良、樹威信,要么開始醉三宮,不理朝政,要么開始征收賦稅供己娛樂。 毛主席說:當領導有兩個主要任務,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毀在了第二條上,按郭老的意見,牛金星、劉宗敏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他們打下江山后的行為直接影響了吳三桂的反戈,導致了大順朝的頃刻滅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責任呢?首先是選人用人的時候就沒有考慮到德才兼?zhèn)?,李巖、宋獻策這些人不張揚,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卻沒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親小人,遠賢臣,所以國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滅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為社會的動蕩,天災的橫行,他把握住機會并且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但最終,還是因為自己個性上的缺陷導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廢,令人可惜,但是換在整個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個必然:你忠于社會、忠于人民的時候,人民就會相信你,把他們的命運交給你;當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時候,人民總會把你趕下臺來的。 三來祭奠李巖,中國歷代不少忠臣良將,為國家披肝瀝膽,死而后已,他們是國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難帶著榮譽終老以上呢個,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須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巖也是這樣的人物,他不僅舉家投靠了李自成,還給李自成推薦了牛金星、劉宗敏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機的時候還回到河南為他召集民眾,希望力挽狂瀾,可惜的是李自成沒給他機會,歷史也就沒有給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運的機會。 忠臣慘死的現(xiàn)象在封建王朝的歷史中屢見不鮮,給我們的反思就是人治體制下人才的生存無法得到保證。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絕對的權威,但是他們在用人方面卻無法保證從一而終的理智:在國家危急、面臨內部外界威脅的時候,君主們總會授權于忠良,讓他們?yōu)閲⒐Α⒊┌擦?而在太平盛世時,這些國家的棟梁們卻甚至不如君主旁邊的一個小廝。 忠良是國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時代發(fā)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國家、企業(yè)發(fā)展的中堅力量,如何珍惜人才、愛護人才,為人才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仍是每個國家、企業(yè)思考的重要問題。而國家、企業(yè)作為一個組織形態(tài)的發(fā)展,如何保持基業(yè)長青甚至是持續(xù)進步同樣是每位成員特別是領導者思考問題的。 用歷史的教訓來警戒我們,用現(xiàn)實的思考發(fā)展我們。 甲申三百年祭讀后感2000字 朝代更迭,治亂興衰,本是自然規(guī)律,但一個政權被推翻,再加上一個悲情皇帝的黯然謝幕,將近三百年歷史的波瀾壯闊的大明王朝逝去,終究讓人唏噓不已。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回顧了明朝的興亡得失,李自成打江山曲折歷經(jīng)最終功敗垂成的原因。當時毛主席閱后高度重視此文,把它當做歷史教材刊發(fā)給全黨干部群眾。讓大家深刻吸取這里面的成敗得失,從而為我黨所用。一年后黃炎培先生提出了“周期律”的說法,毛主席找到了對策,那就是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只有人人負起責來,才不會人亡政息。 中華文明浩浩湯湯,從古至今,人類篳路藍縷,文明薪火相傳,進步最快的是物質文明,而進步最慢的卻是人心。讀史書可以看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將決定人物的最終歸宿。 明末風起云涌,不少史書對此有很詳細的描述。通過了解閱讀相關的資料,我仔細品讀了崇禎帝,他從開始的隱忍,到清除魏忠賢的果決,成功后的勵精圖治,錯殺袁崇煥的痛心,民變時的用力過猛,城破時的絕望,一步步走上了一條悲情的路線??陀^地講大明王朝的悲劇不是完全由他造成的,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環(huán)境原因,但他作為大明王朝的CEO,卻不得不負全部的責任。他曾經(jīng)憤憤地說過:“諸臣誤我!文臣皆可殺!”《左傳》云:“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币馑际牵鸿詈图q怪罪他人,把責任推給別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 李自成被逼無奈走上了一條下崗再創(chuàng)業(yè)的道路,從最初的小跟班做起,十八年來風里來雨里去,幾次命都快沒了,終于熬出了頭,建立了大順王朝,為自己設下了安樂窩,就蒙頭準備睡大覺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江山?jīng)]有坐穩(wěn)就要貪圖享樂,這是注定是悲劇的結局。這也是農(nóng)民出身的他性格使然——小富即安,不圖更大的夢想。革命,從來就不相信眼淚。 掩卷沉思,大明王朝沉浮的歷史,可以說是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命運的縮影,這段歷史有跌宕有興衰,有悲壯也有磅礴,都讓人感到無奈與震撼,留給我們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當今中國,經(jīng)濟發(fā)達物質豐富,社會上道德敗壞的現(xiàn)象卻頻頻發(fā)生,這都是人生觀和價值觀危機的體現(xiàn)。歷史人物總是在改頭換面以另一個名字出現(xiàn)在某個時間段。從當年的劉宗敏張獻忠貪財,到近期落馬的數(shù)名貪官就說明了在金錢和人性的考驗面前,他們是靈魂的溺水者。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小小的隱患也許就是將來致命的打擊。 用什么來拯救道德危機呢?重讀《甲申三百年祭》或許會有一種全新的詮釋,帶給我們更多啟迪。近期開展學習中央八項規(guī)定與反對“四風”活動,其實,讀史也好,教育實踐活動也好,最終目的是要敦促黨員干部自覺弘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作風,為國家長治久安做出自己的貢獻。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是非。它能啟迪今天,也會影響未來。它能讓我們在理性思索中前行,能在艱難蛻變中進步。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只有以史為鑒,具有前瞻性、戰(zhàn)略性眼光,才能防微杜漸,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fā)生。這就是我們要學習歷史,從古人身上汲取精髓的真正目的。
郭先生寫作此文距今已有六十余年,甲申之變,年代亦更加久遠。但歷史永遠是一個真實而深刻的存在,無論山河如何變換,歲月如何流淌,依舊是那些警示冰封。
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nóng)民起義是中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上一次色彩鮮明的起義。此后太平天國的農(nóng)民起義達到了秦朝末年以來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高潮。其規(guī)模和影響都令人震驚。然而,令人扼腕嗟嘆的是,二者都以慘烈的失敗而收場,猶如兩個瞬間噴薄的煙火,絢麗奪目,卻又短暫易逝。
這樣的歷史悲劇不能不發(fā)人深省。
農(nóng)**動,向來被封建統(tǒng)治者視為洪水猛獸,懼之既深,恨之既切,卻又往往對運動本身嗤之以鼻,以為不過是一群草莽流寇為爭衣奪食而無惡不作的行為。近代以來,階級意識日漸濃烈的學術界又以此為根據(jù),總結出其“階級局限性和小農(nóng)意識”是導致其運動失敗的根源。我同意封建統(tǒng)治階級和現(xiàn)代主流史學家的觀點。
但竊以為,農(nóng)**動最主要的動力在于人的內心,其運動的出發(fā)點都是以一個看似真實而實則虛幻的“夢想”為根基的。誠如郭先生文中所述,張、李、羅三路人馬起事初衷以及做事風格不盡相同,然而我相信他們三人心中都會有一個不謀而合的想法。不僅是他們,其麾下的文臣武將以及眾嘍啰也都懷揣著這樣的夢想,那就是:
擺脫貧窮低賤的生活,做一個正派正常的人。
這不是什么驚世駭俗的想法,這只是人作為社會性動物,不論種族與名族、不論膚色與年齡都會有的一種屬性。根據(jù)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類的兩個基本需求。當時,無論是明末清末,安居樂業(yè),對農(nóng)民來說,早已是一種難以捉摸的生存狀態(tài)。
官府橫征暴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豪紳惡霸橫行鄉(xiāng)里,連年征戰(zhàn)征丁讓一個個家庭難以承受。無米下炊,更要逃捐避稅、保全壯丁,真可謂苦不堪言。物極必反。人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這種高壓政策下,勤勞的忍活不下去了,所以他們必須站起來。
對于沉默的大多數(shù)人來說,有這樣的要求和期望實在太正常了。
可是你看,盡管歷史是由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我們看到的卻都是一個個鮮活生動的代表,一個個具象化了的個體,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物。嘉善轉型的許多人,無論是明朝的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還是吳三桂,都是和你我一樣,有著各自思想感情的社會動物。說歷史也是偶然的,這句話不算太多。
整篇文章都稱贊李巖和宋的建議,我們不妨從他們開始。據(jù)史料記載,李和宋對馬斯洛的前兩個層次的需求沒有問題。那么是什么驅使他們加入李自成的軍隊呢?
從這個層面上可以看出,社會需求和尊重需求占很大比重。從李巖和李自成相見恨晚、惺惺相惜的對話中就可以看出,李巖是很樂意交上李自成這樣的朋友的,并且自己的抱負和理想得到了李自成的認同和尊重,滿足了五個層次里的前四個層次了。宋建議的情況也可以類比,這里不再贅述。
那么換個角度思考,李自成起兵事業(yè)的轉折,也正是遇上了這樣一群俊杰的輔佐,才有了日后的蒸蒸日上。所以說,結交朋友,特別是結交志趣相投的朋友,是成就事業(yè)必不可少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最后,說到自我實現(xiàn)的需要,問題就復雜了一點。倘若李自成率眾攻陷北京建立大順政權可以視為這個群體理想和目標的實現(xiàn),那么對于個人來說,卻并非如此。闖王天南地北腥風血雨闖蕩十幾年,一朝坐上皇帝寶座,奮斗的心也就隨著目標的達成戛然而止。
其麾下眾將士莫不如此,右丞相牛金星、權將軍劉宗敏等人跟隨闖王進京之后的所作所為,也可以視為多年來得以實現(xiàn)的夙愿一朝達成而表現(xiàn)出的滿足。只有李巖和宋獻策是不同的??磥恚鹆x的勝利并不是他們想要達到的最終目標。這樣,本來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結果卻不是令人滿意的。
闖王眾人日益腐化松弛,而李、宋二人日漸形影相吊、荷戟獨彷徨,最后將帥離心、內部**、兵敗山倒,轟轟烈烈的大順農(nóng)民軍成為了他人的笑柄、歷史的悲劇。
這五個層次的需求沒有錯。而值得警惕的幾點在于:第一,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實現(xiàn)的需求有時候很容易被混淆。
當人們取得一項成就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投來贊許的目光和恭維的話語,當取得多項成就的時候,這樣的目光和話語會更加頻繁,當以此為基石進入了一個特殊的階層的時候,比如說當上了領導,似乎人們就很容易把這樣的目光和話語當做一種自然而然的事情,久而久之,接受別人尊敬的目光和恭維的話語似乎就成了一種必需品,而自身也變得飄飄然,以為這就是自己想要實現(xiàn)的目標和理想。很多時候,人就是這樣迷失自我的。第二,假使一個人依次順著這五個需求層次去發(fā)展,到了第五個層次之后卻發(fā)現(xiàn)再也沒有可以追尋的目標,也容易迷失自我。
古今中外那么多孤獨求敗的人,既是喜劇,也是悲劇,更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而這個時候該怎么辦?我想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值得認真地去思考。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當中的英雄,成為自己一生的歷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歷史光可鑒人,宏大的畫面和厚重的歲月當然能夠吸引無數(shù)的目光,可是歷史人物再高大,也是一個個血肉之軀組成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有一句說得好:
“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說的就是要想成就偉業(yè),先從自身的磨練開始。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從古至今都是恒久不變的真理。
所以,堅持自身的修養(yǎng),樹立向上的信念,一生都不放棄,就算是成就了小我。只有先成就了小我,才有可能成就大我。在一個組織里面,只有不斷地“傳遞正能量”,才能心無所畏,才能勇往直前,才能帶動身邊的人一起奔向光明的未來而不夭折。
《甲申三百年祭》成文于1944年,是對1644年所發(fā)生的崇禎帝敗亡、李自成大順政權驟興驟亡等歷史事件的描述。今日讀來,仍讓我們對李自成的悲劇不勝感嘆。
李自成的農(nóng)民起義軍歷經(jīng)十多年的艱苦發(fā)展,終于在崇禎十三年以后得到長足發(fā)展,不斷壯大,最終在崇禎十七年用了不到兩個月的事件從陜西打到了北京,覆滅了明朝統(tǒng)治。在最艱難的時刻,李自成僅余下十八騎在身邊,而其進入北京城時已擁兵百萬之眾,可謂“兵強馬壯”。攻占北京之后,似乎天下可以傳檄而定。
然而,誰又能想到須臾之間,大順政權就走到了敗亡的邊緣,區(qū)區(qū)一個多月的時間,大順政權就從北京城敗退出來,從此兵敗如山倒,一直擺到了九宮山下。
究其原因,不外乎忘卻了“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難”的道理,以為攻占北京城就萬事大吉,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卻不知臥榻之側,早已有人磨刀霍霍了。沒有警惕,我們離死亡不遠。
誠如陳總所言“海航創(chuàng)業(yè)之初,諸君壯志凌云,披荊斬棘,方成就今日騰飛之勢”,海航二十年的發(fā)展歷程,的確走出了一條中國企業(yè)不平凡的發(fā)展道路,我們的眾多成就在國內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們的艱辛在一定程度上不比李自成所經(jīng)歷的難度小,我們今日取得的成就的確可以讓我們的創(chuàng)業(yè)元老們小小自豪驕傲一把。
然而,李自成的教訓告訴我們,只要思想上有所懈怠,必然就會在工作中有所表現(xiàn),驕奢享樂之心就必然一發(fā)而難以收拾,工作上的疏漏之處也就隨處可見了,事業(yè)的風險也就難以防范了。
同樣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寫就此文五年后,在中共**進入北京前夕,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要求全黨干部要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作風,明確表示“我們不做李自成”。
“謙虛謹慎、戒驕戒躁”這兩句話同樣適用于我們海航的各級管理干部,尤其是已經(jīng)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績的管理干部,是讓我們能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的不二法寶。
唯有“謙虛謹慎”方能“不驕不躁”,愿與所有海航同仁共勉。
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并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損有余以補不足,盡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jīng)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這層在崇禎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又說得多么的痛切呀:"……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jīng)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蛘儋I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xiāng)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這雖不是崇禎帝自己的手筆,但總是經(jīng)過他認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義下才敢于有這樣的文章。文章的.確是很好的。但對于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了,為什么不加以徹底的改革呢?要說是沒有人想出辦法來吧,其實就在這下《罪己詔》的前一年(崇禎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項相當合理的辦法,然而卻遭了大學士們的反對,便寢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琎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甲申三百年祭》,祭的是一個兩百多年的明朝的潰亡,祭的是李自成的農(nóng)民起義,惜的是農(nóng)民起義建立的政權短時間就迅速崩潰。
該文分為三部分:明亡之源、李自成之起、李自成之亡,從我看來,本文的核心是第三點,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難”, 如何汲取教訓對于現(xiàn)實的借鑒意義非常之重。
一、明亡之源
明亡的原因很多,如同其它的王朝滅亡一樣,諸如腐敗橫行、徇私枉法、災荒嚴重、國庫虧空、民不聊生、皇帝昏庸……等等。
中國人民是一個樸實的民族,只有在逼迫到無法活下去的地步,才會起來造反,到了明末這么一個人相食、匪盜猖狂的景況,農(nóng)民起義便是早完的事兒了。
其實,明朝統(tǒng)治集團內部對于當時的情況也有很清醒的認識,《明李北略》卷十三:“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
”“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jīng)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蛘儋I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對于當時政治的腐敗認識得既已如此明了,**們與豪門、士紳勾結,為了私利,私下征收各種稅賦,魚肉鄉(xiāng)里。
可悲的是,我們已經(jīng)知道如何處理黑暗政治,為什么不徹底改革它呢?
或許是沒有明確的方向、決心,或許是既得利益集團過于強大,加上皇帝的軟弱,明朝晚期的所謂改革以失敗告終。
然而,如同蘇聯(lián)的倒臺一樣,這個政權潰亡的種子早在崇禎之前就已埋下,整個社會的腐敗非一朝一夕之功,究其根源,是經(jīng)濟的停滯、律法的損壞、社會的混亂。
二、李自成之起
正是在明朝病入膏肓之際,全國各地的農(nóng)民和土匪聯(lián)合起來,李自成是那個時代唯一一個能夠完成偉大工作的人。
成功的政權各個相似,如同朱元璋建立明朝,一路拼殺、流血,李自成的起義隊伍由小到大,終至推翻明朝統(tǒng)治,占領北京。
李自成順勢而起,自身的智慧、軍事謀略、決斷力、號召力,都是重要原因,最終促使李自成的,是他得到了民心。
《北略》卷十九:“今闖、獻并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p>
讓人畏懼很容易,強權、刀槍面前,很多人都會退縮,張獻忠如此,但強權職能得到短期的、表面的認可,難以長久,而只有像李自成這樣,讓廣大人民去“附”的領袖,隊伍才會越來越大,并讓跟隨他的人心悅誠服。
三、李自成之亡
李自成占領北京之后,不聽李巖的主張,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政治上的短視,意識上的驕傲,生活上的腐化,軍事上的放松,以及內部開始的爭斗,最后終于失敗。
如同陳峰董事長所評價的:“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難”,闖王初登極位,即大興舊制,忠言逆耳而弗聽,大兵壓境而無備,屬下驕奢而只知享樂,士卒懈怠而軍紀弛敗,百事荒廢,風云變幻,王朝更迭。為了使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短的王朝,我們不禁感嘆!
記得建國后毛澤東與黃炎培先生談話時,黃炎培先生提到一個政權建立的歷史周期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币蝗?,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于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同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
既然環(huán)境漸漸好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fā)作,由少數(shù)演為多數(shù),到風氣養(yǎng)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jīng)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監(jiān)督**,才能**不敢放松;只有每個人都要負起責任,才不會有人死?!?/p>
企業(yè)的發(fā)展類似一個國家,創(chuàng)業(yè)初期,生活艱苦,大家齊心協(xié)力克服了各種困難,然而,一旦事業(yè)取得一定成績,部分人開始得意忘形,開始享受、腐化,如同毛澤東同志所說“可能有著有一些共產(chǎn)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他們受不了用糖包裹的炮彈的攻擊。 他們將在炮彈前輸?shù)魬?zhàn)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集團和股份公司強調合規(guī)、內部控制,是非常及時和有必要的,這是為集團長遠發(fā)展計,作為基層管理干部,要積極學習、掌握合規(guī)、內部控制的要求,不驕不躁,嚴格職業(yè)操守,從流程、制度上提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為集團的發(fā)展貢獻的一份力量。
版權:veryy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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